虽然立案必须通知家属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头失踪现象，缓解了《监察法》第44条规定留置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况带来的问题，但是相较于《刑事诉讼法》规定采取强制措施时毫无例外都要通知家属，该条在权利保障上有所倒退。

如在2015年上半年发现最高法2015年1月30日公布的《关于适用民诉法的解释》存在明显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问题，经沟通督促，最终最高法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而同时根据立法法、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五大主体、其他国家机关及社会主体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要求或者建议，而要求或者建议并不属于法规备案审查。

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是把社会主体的建议归入法规备案审查之中。报告显示，2017年已经完成对14件行政法规、17件司法解释、150余件地方性法规的主动审查研究工作。本届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共接收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4778件，其中行政法规60件，省级地方性法规2543件，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1647件，自治条例15件，单行条例248件，经济特区法规137件，司法解释128件。换言之，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必须优先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判断，而没有必要适用宪法进行审查判断。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

在这一意义上的审查，作为审查机关必须具有宪法解释权。[14] 2、未区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这种规范方式的优势在于借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尊崇地位发挥军队的最大战力，同时体现文官治军的宪法价值和制度安排。

通常来讲，宪法是在国家法的秩序内具有最高规范效力、赋予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以正当性的根本法律。[21] （一）议会中心主义原则 所谓军事权的议会中心主义，就是将战争和平问题、军队规模与财政供给、军队组织形式、兵役制度、军事条约的签订等等的最终决策权都赋予代议机关。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外于战争状态。美国1776年《弗吉尼亚权利宣言》最先从宪法文本层面确立了文官治军原则。

少数情况下该职位只是形式性的，如加拿大1867年宪法法案第15条对英国女王作为最高统帅的规定。在责任制政府当中，由议会最终决策军事问题就意味着最高统帅必须就这些事项向议会负责、接受其监督。

这个过程代表着主权意志，须由民主、立法途径来正当化。进入专题： 军事权 。如《日本国宪法》序言对企盼世界和平、弃绝武力的规定，又如《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11条放弃使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的规定。[14]关于这三种要素的递次决定关系以及军事谋略在战争中的核心地位，参见[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34页。

（4）向议会提议宣布战争状态和紧急状态。法国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2条规定人权和公民权的保障需要公共的武装力量。如《乌克兰宪法》第17条等。[6]立宪主义宪法是一种新的宪法分类，它是以法治主义、自由主义与议会主义等思想观念为基础，以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控制权力滥用为内容的。

这涉及武力行使的目的、时机、场合，主要表现为：（1）直接列举动用武力的前提。在洛克的理论中，即便是缺乏公共权威的国际社会也处于自然法的支配下，而侵略扩张、滥用武力的行为无异于破坏自然法的野兽行径，势必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声讨。

职业军官是指以暴力的管理为职业的专业团体。参见《军事大辞海（上）》，长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7页。

（3）只能够由政府在严格条件下才能申请调动。[47][美]施特劳斯、[美]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第三，涉及武力运用问题的议会保留。但是，庞杂的、作为政治妥协产物的宪法律使我们忽视或误解了真正的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宪法概念。由于军事组织不能够生产自身需要的物质人力财富，在社会高度分工的背景下国防建设权就成为军事组织得以组织、运行的前提条件。比如为武力启动设置前提条件、为军队组织设置外部制约条件等。

立宪主义的兴起伴随着父权、神权等传统政治观念的瓦解，它对军事权进行理论重述的过程也是权力正当性的重构过程，这必然产生两个结果：（1）国家武力、兵役义务基于新的理念得到解释和确立。也就是说，自然状态对于生存而言存在巨大的缺陷。

（2）作为由最高统帅领导的实际决策机构。它集中体现在一部名为宪法、基本法或宪章的法律文件当中。

（3）任命、提升军官以及解除军官的职务。过程性控制要求根据武力运作不同阶段的特点分配决策权限、谋求最适格的主体。

这项权力在宪法上涉及多元复杂的宪法关系、规范内容、价值平衡、调整方式等等，通过对相同类型的规范进行概括抽纳，可以将它划分为几类具体的职权。议会中心主义可以通过民意的交涉使军事负担被普遍接受。[59]在洛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单纯的趋利避害，而是基于意志、理解力对自然法内容深刻省思的结果。由于组织方式、专业背景、负责对象的不同，代议机关、文职首长、军事机关在军事决策中具有不同的正当性基础。

这一力量因此是为了全体的福祉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从语义来讲，统帅作动词时与统率通用。

[2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5页。1215年的《大宪章》明确了国王征收免服兵役税的程序、数量，确立了非经议会同意不得额外征税、不得强迫骑士或者自由民服额外兵役的原则。

[21]参见赵宏：《部门宪法的构建方法与功能意义：德国经验与中国问题》，载于《交大法学》2017年第1期。[61]由此，宪法上的兵役义务也成为扩大和保护自由的途径。

同时，武力的内部运用也不能摄入典型的战争范畴。[17] 综上，可以发现经由代议机关同意才能够运用武力是宪法的一条普遍规则。在21世纪的今天，国家诉诸战争的权力已经被非法化，转而被自卫权、国际执法权、武装冲突等概念取代。第三，对武装力量及其成员政治地位的规范。

在立宪主义发端的时代，随着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商业竞争谋取利益逐渐使战争掠夺、军事征服丧失了吸引力。参见李鸿禧：《宪法与人权》，台大法学丛书1986年版，第150-153页。

（2）这种论证方式对权力构成一系列正当化的限制前提。他并没有将自然状态、战争状态混为一谈，而是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受到理性和自然法驱使的、和平享有权利的状态。

第四，为最高统帅权设置辅助机构。在任何时候，军队都要严格服从文官，无条件接受其领导。